作为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，吴念真讲的不仅是故事，更是人生的态度，生活的真谛。
中午十二点半，吴念真走上国话小剧场舞台，剧场里已经坐满了人，观众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。这位著名的台湾编剧，导演，广告人，一头花白头发，穿蓝黑色套头毛衣，露出淡蓝色衬衣领子。石磨蓝牛仔裤，配一双翻毛军靴式样的高帮皮鞋，干净雅致，像个大学老师。 台湾盛产有文化的大叔。前两天“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安心做大叔”的李宗盛，一场演唱会倾倒半个帝都。还有赖声川，侯孝贤，都是干干净净文化人的样子。 今天脱不花做主持，说自己听说吴念真要来，兴奋到失态。看来吴先生的粉丝真是不少。 两个小时，他讲了6、7个故事 吴念真太会讲故事。两个小时，他讲了6、7个故事，说了5、6个广告片。坐在舞台上唯一一把折叠椅上，坐下就开讲，讲完就走人，滔滔不绝，连矿泉水瓶盖都没有拧开。 讲什么呢？都是他生活里的故事。他爸爸，他妈妈，他岳父，他叔叔，他阿妈（奶奶的意思吧），他的朋友，载他的出租车司机的故事。 他的风格是娓娓道来，没有文人气，倒有些茶馆气，就是我们四川人在茶馆里“摆龙门阵”那样的活色生香。 比如他讲他妈妈的故事： “我三十岁那年结婚。我妈妈说，你要答应我几件事：你结婚那天，我要杀一只猪，要穿旗袍高跟鞋，磕100个头，还要帮我请一个小乐队，我要唱歌。”
“我妈妈是个农村妇人，我结婚她唱歌？我好害怕。然后她就跟我讲，她从小在山里长大，十五岁嫁给我爸爸，十六岁生了个儿子，结果四个月的时候死了。她很伤心，觉得是自己当妈妈没当好，所以儿子才死了。 十七岁，她又生了个儿子，就是我。我妈妈就一直害怕我会死去，每天早晨都要摸摸我的额头，看烫不烫，吃不吃奶。有一天，我四个月的时候，她发现把奶往我嘴里塞的时候我不张嘴了，不吃奶了，我果然病了。病得很严重，不吃东西，肚子鼓起来，变很大。” “我家里穷，看不起病。有天一个中医来村子里给别人家看病，好心的邻居等他看完病就去请问他，说这家人没有钱看病，能不能请你看看。他就来了。来了以后，后面的事情就很传奇了。他说，这个孩子，如果在下午六点以前能找到这四味药吃下去，就能活。要不然就就不过来了——那时候是下午三点过。那个方子很多年以后我还看过，四味药记不清了，药引子是黄泥里的蚯蚓。然后大家都分头去找。” “找来了，吃完以后，我妈就一直抱着我。七点过，她说她听见我放了一个很长的屁，然后开始拉很多很臭的东西，然后在她怀里钻来钻去找奶吃。那时候，帮忙的人们在外屋开始喝酒吃饭了，我妈妈抱着我，关上房门，跪在床头求神仙，如果能让她儿子活过来，那么在他结婚的时候，要杀一只猪，磕100个头。” “后来呢，我考上了我们那里的省立高中。有一天，我妈背着煤下山的时候碰到我的小学老师。老师问，念真呢？我妈妈就说，他上省立高中了。老师很高兴，说，我知道他能行，他很聪明。我告诉你，他回打破我们这个村子的记录，他能考上大学。我妈妈跟老师道别以后，背着煤一路走一路就想，念真真的能上大学吗，他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会去吗，我会穿什么？” “然后我妈妈又想，我这样一个人，怎么能生出考上大学的儿子？——我妈妈妈跟很多台湾妈妈一样，总觉得自己不好。她就跟神仙说，如果你保佑我儿子考上大学，我就在他结婚的时候给你唱歌。”
“所以我结婚那天，我妈穿得很隆重，旗袍高跟鞋。她数数数不清楚，又知道我们会帮她乱数好让她少磕些头，就去换了100个铜板，交给邻居，她磕一个头站起来，’咚！’投进去一个，这样100个都投进去。她唱了一首很老的流行歌曲，叫《旧皮箱的流浪儿》，变唱边哭。我说妈，这是在结婚啊。” 吴念真讲完这个故事，周围的掌声响起来，我的眼睛就湿了。 他用很多真实的细节打动你。他讲他妈妈关上房门跪下拜神仙的时候，我仿佛看见山头的夕阳有光投进来，斜射在床角。 故事不是宏大叙事，它就是细节本身。 吴念真的广告也是故事，只不过短点。当广告公司的小朋友搞不定片子来找他，他就把故事搬出来，放到广告里面去。比如他用自己岳父的故事，拍了一个喜饼的广告。 岳父的故事是这样子的： “我跟我太太刚谈恋爱没多久，我爸爸来找我说，祖父得了重病，你们能不能订婚让他高兴一下。我就去找我太太商量。” “我岳父大人生意做得很大，家里有两房太太，6个儿子1个女儿。有一天他自己开车跑来拜访我们，他不知道地方，问了好几个邻居才找到，来了家里只有我妹妹在。” “后来问他为什么来拜访。他说他就是想来看看我们家，不是看有钱没钱，是看这家人怎么样。他故意去问了好几个邻居我们家住哪里，看他说到我们家时人家的表情，就知道我们家的人品人缘怎么样。”
